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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不大容易0弹簧销

2022-08-26 12:59:41

吴敬琏: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不大容易

近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2017学术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演讲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危机,中国能够应付有其一定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财富能够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当长的时间;二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从一到多”;三是中国拥有强有力的政府。

但这些因素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去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风险凸显。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性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

吴敬琏认为,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是不大容易做到的。因此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以此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以下为观点全文:

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从日本所做出的政策和实践的应对中,去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这个历程,虽然曲线很相似,但是中国在后面,所以有一个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当中国和前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可以去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至于中国这种高速的增长,也许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都能做到。所以你们散布这种言论是没道理的。

的确,说中国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可是确实没有爆发危机,但是中国能够应付,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是不是能够长期持续?中国之所以能够面临与日本相似的问题,但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接近100万亿,同时,土地转移和两亿多劳动力的转移所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我们相当长的时候。

第二个原因,中国有个特殊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从1到多”,比如微信,不是中国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一到多却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腾讯就变成了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企业。

第三个原因,中国有个非常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官员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应对经济上的矛盾,甚至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应对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因此政府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险不断地积累,强大而有力的政府,虽然可以应付,但同时又会使危机积累起来。

现在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虽然去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或者说补短板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政府去杠杆的目标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去年年底,政治局会议、财经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凸显。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根据中央的要求,今年把去杠杆放到很高的地位、防风险放到很高的地位。所以就采取收紧政策,收紧可能使得杠杆率稳住。但是它又有一个问题了,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这就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话,矛盾和风险将不断地积累,它总有一天对付不了。所以不能置风险和矛盾于不顾,因为越积累到后来,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要及早下定决心。

因此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地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

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应对的措施不够有力。有没有应对措施?有。1973年以后,日本学界和官厅、企业界,对于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通常的说法叫纵向产业政策,或者标的式的产业政策开始反思,而且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个措施不够有力,它一直就积累下来了。

比如说日本的技术进步不足,创新不够,也采取了措施,当然现在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中间因为采取的办法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它没有能够解决。

另外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以后,外需减少。日本的宏观当局采取的政策在一两年时间里,用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放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内需起来了。殊不知,这些结果使得风险积累,泡沫生成,其实内阁乐观是虚幻的。后来证明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过去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纵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抑制竞争的,而横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

说到结构性改革,会议的标题叫“聚焦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这是个根本性的动力,这两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是结构性改革中间的环节,最后的结果是强化了竞争。但是怎么才能“三去一降一补”,就是改善结构,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纠正资源误配?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用行政办法。另外一种办法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使的自然的结构能够改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这样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以日本高清晰度电视路线为例。日本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是通产省与日本广播公司一块制定的,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办法是模拟式的,一种办法是数字式的。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很聪明的办法是模拟式,就是把扫描密度提高它就高清晰了,所以日本最先开发出来。1990年的日本,橱窗里到处都摆着高清晰度电视,模拟式的,加上扫描密度,这个很容易做到。

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出数字处理的办法,日本人却认为行不通,因为用数字信号来描述一个视频的音频的波,它的信号量是几十倍于模拟式。虽然信号量可以处理,但是传播就没办法解决。过了几天,美国把压缩、解压缩技术突破了,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全部投资就泡了汤。而人类真正的进入所谓数字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事不大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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