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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何时能真正登堂入室与国资外资比肩0导杆

2022-07-26 22:02:10

民间金融何时能真正登堂入室 与国资外资比肩

中国经济血管的畅通关系到改革大局,因此对银行业改制路径的讨论成为热点话题。人们在追问,民间金融何时能与国资、外资比肩,在中国的金融行业登堂入室?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2005年年底,民间金融终于挤开一道门缝:在两家以明清票号方

式命名、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揭牌之后,备受关注的徽商银行成立。前者表明,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而徽商银行的成立,则掀开了城商行大规模重组合并的序幕。在国资、外资各据一方的金融舞台上,正式出现第三方力量———民间金融,中国金融业改革多元化探索走向深入。

民间金融能否由此落地生根,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新兴“转基因票号”仍然受五道绳索捆绑:“只贷不存”;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能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主要服务于“三农”;小额信贷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原则上不能跨区域;目前试点成立方式为工商登记注册、央行审批。

这五道绳索可以总结为四个限制,经营项目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经营区域限制,经营手段限制。重重限制之下,体现的是对民间金融无序的重重担忧:民间金融失控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风险,这是民间金融历经多年努力仍然无法登堂入室的深层次原因。要消除这些担忧,绝非朝夕之事。更不用提,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改革超前立法滞后,向来如此。

虽然参与者充满信心,但小额信贷有限公司平遥模式“票号”目前尚无重演昔日辉煌的土壤。因为,现在的“转基因”新票号,与历史上的票号有本质区别。

明清两朝票号的勃兴,完全出于市场的自发要求。其时,小区域市场逐渐拓展为全国大市场,企业异地经营增多,政府的财税、摊派等各项“业务”都需要汇兑的支持,票号因此找到了最佳的生存土壤,票号又称为汇兑庄就是证明。“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经济学家马寅初曾这样评价山西票号的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尚无央行与国有银行的设置,反而使票号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广阔的生存空间。第一,票号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在吸收存款与放贷、利息各方面都可以随行就市;第二,山西票号遍及全国,当时号称“汇通天下”,在北京势力较大而在上海较为弱势,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绝非政府指定的划界而治;第三,票号的业务随市场的需要随时改进,从最初的铜银兑换到后来的异地汇兑,都是如此;第四,票号金融管理制度创新机制极为灵活,创造了防范风险以及员工激励的金融企业管理制度,如两权分离制度、人力资本股份制度、资本充足率制度、防范金融风险的风险基金制度等。

一句话,票号的成功除了山西晋商资本雄厚等外部技术条件之外,就在于市场与创新。与此相比,新票号尚处胎动阶段。

虽然中国民间信贷未能“正名”,但市场有需要,民间金融就无法剪除。根据中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对20个省市地下金融的调研发现,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整体金额约有8000亿元之巨。这一数据既反映出市场需求之大,也反映出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与市场需求并不完全匹配。

对于新票号,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期许:国家和政府希望它能服务“三农”;央行更多希望它能与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展开竞争,有利于宏观调控;而作为发起人的老板们看重的则是投资前景。如果我们了解了山西票号成功的原因,这三大期许可以落实为一个期许:让新票号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平等竞争者,使中国金融业成为各方资本逐鹿的公平的市场。果能如此,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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